欢迎光临888集团网站

新闻资讯
进出口公平贸易提示信息(2020第39期)
发布时间:2026-05-16
  |  
阅读量:
字号:
A+ A- A

  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习主席指出,论坛应时代潮流而生,伴中非合作而兴,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成为国际对非合作和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20年来,论坛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深化合作为宗旨,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逐步发展壮大,取得显著成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方愿同非方一道,秉持初心、继往开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引领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时代榜样。

  中国和非洲友好国家共谋发展、同迎挑战,在世纪之交携手创立了中非合作论坛。20年来,论坛已经成功召开了三次峰会和七届部长级会议。习主席高度重视中非关系,连续主持论坛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和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一系列中国对非洲政策新理念、新主张、新举措。近日,习主席与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领导人就论坛成立20周年共致贺电,将论坛的作用和影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论坛成为传承中非友好关系的强大动力。从2000年首届部长级会议宣布建立“中非新型伙伴关系”,到2006年北京峰会宣布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宣布建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论坛立足中非传统友谊,推动中非友好关系不断迈向新的高峰。在2018年北京峰会上,习主席全面阐述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中非友好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论坛成为推动中非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从2000年首届部长级会议出台《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到2006年北京峰会宣布实施8项举措,再到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宣布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划”,论坛推出了一系列深化对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发展的重大举措,并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在2018年北京峰会上,习主席宣布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擘画了中非共同发展的宏伟蓝图。

  论坛成为中非集体对线年首届部长级会议举办“中非贸易与投资专题研讨会”,到2006年北京峰会举办“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线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举办“中非装备制造业展”,论坛不断充实和拓展中非集体对线年北京峰会上,习主席宣布在华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2019年6月,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汇聚中非政府、地方、智库、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力量,共商合作大计,深化对接交流,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和非洲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在产业结构、市场需求、要素资源等方面各具优势,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和12亿人口的非洲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经贸合作基础坚实、动能强劲。在论坛务实合作举措的引领下,中非经贸合作蓬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奏响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华彩乐章。

  合作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已成为中国企业的新兴投资目的地。2019年,中非贸易额2087亿美元,是2000年的20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491亿美元,是2000年的100倍。非盟会议中心、蒙内铁路、阿卡铁路、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吉布提多哈雷新港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合作领域逐步拓宽。从商品贸易和发展援助,逐步拓展至产业投资、装备制造、工程建设、项目运维、电子商务、航运物流等广泛领域,构筑起全方位、立体式的合作格局。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中非双方带来严重冲击,卫生健康领域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习主席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强调同非方一道实施好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健康卫生行动”,加快中非友好医院建设和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向非洲53国和非盟提供物资援助,积极协助非方来华采购抗疫物资。

  合作方式开拓创新。在论坛框架下,双方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深化经贸合作的方式模式。经贸合作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非发展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等一批富有创造力的政策工具应运而生,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响亮品牌。近年来,双方还在自贸区建设、投建营一体化、三方合作等领域开展了有益尝试,取得积极成效。

  中国与非洲是命运与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加强合作。中方将认真落实习主席与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领导人共致贺电的重要精神,以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为契机,与非方共同谋划论坛机制未来发展,推进中非经贸和抗疫等各领域合作,丰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夯实合作平台,发挥好论坛引领作用。中方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调动论坛54个非方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形势变化,探索论坛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不断丰富和完善论坛机制,增强论坛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进一步发挥论坛对中非务实合作的规划、引导、促进作用,为传承发展中非友好关系注入持久动力,为增进中非政治互信提供坚实保障,为巩固中非传统友谊筑牢情感支撑。

  创新合作模式,做大中非经贸蛋糕。中方将把推动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作为长远之道,加强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对接,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增强政策的针对性、资金的有效性,将合作重点向健康卫生、疫苗药物、改善民生等方面适当倾斜,更好惠及中非人民。在加快落实“八大行动”的基础上,着眼中非各自发展需求和双方人民的普遍愿望,设计和落实好今后一个时期论坛务实合作举措,共同挖掘中非经贸合作潜力。

  提高合作质量,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将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为非洲国家提供广阔市场和发展机会。中方愿与非方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在论坛框架下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互联互通建设,既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深耕厚植,又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5G等领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弱冠正芳华,未来更可期。中非合作论坛象征着团结,也象征着力量,孕育的是成果,更是希望。我们坚信,中非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论坛必将迎来辉煌精彩的下一个20年,中非经贸合作必将迎来美好灿烂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非洲人民团结振兴的非洲梦作出更大贡献!

  外商要求:工厂必须在进口国完成工厂注册、产品要获得相关认证?在生产商品时

  外商要求:产品必须按照进口国标准生产,原材料、成分被严格限定,要加贴规定标志、标签?

  国外监管机构以疫病、疫情、品质、环保、安全等为由拒绝货物入境,导致退运、销毁?

  由于无法满足进口国的各种准入要求或者升级改造成本过高,而被迫放弃该目标市场?

  如果您的产品出口时遇到上述问题,那么可以基本肯定地说,您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了。

  简单地说:技术性贸易措施是世界各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生命、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措施集合。主要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动植物卫生和食品安全措施。

  以上的这些措施表面上是以合法、合理的理由而设定的,但客观上形成了贸易壁垒,阻碍了进出口货物在全球的顺利流通。

  总的来说,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直接损失和新增成本。

  直接损失:产品被国外扣留、召回、销毁、退货等处罚,造成大量直接经济损失。

  新增成本:企业为适应新要求而不得不进行技术改造、更换标签及包装、新增检验、检疫、认证、处理及各种手续,从而新增大量费用,或因无法满足准入要求丧失订单、放弃市场。

  中国是受到贸易措施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2006年开始,原国家质检总局连续十余年组织对全国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抽样调查,每年我们有将近四成的出口企业受到影响,每年约造成一千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和新增成本。

  为了规范和限制贸易各国滥用技术性贸易措施,1994年WTO(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建了一个拥有164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的“群”,并且就成员间货物贸易制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简称《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两条“群规”,而这两个协定是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直接相关的两个重要协定。

  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或抑制单个成员以贸易保护为目的制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或由于各成员间经济、技术水平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从而促进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宗旨的实现。

  一般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在颁布实施以前,按照WTO规则有6个月的通报、评议期,并向各成员国通报相关措施。在此期限内,海关可以组织相关企业和技术人员对国外拟实施的措施的合理性、等效性、透明性、歧视性进行评议,向国外官方提出质疑、进行磋商,表达企业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使国外官方推迟、更改甚至取消实施该措施。

  如:2019年,黄埔海关运用WTO规则评议和质疑韩国拟修订食品添加剂法规中关于“禁用多种食用香料,提高食品用添加剂新品种登记注册要求”,成功促成韩方取消该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委员会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委员会每年定期会召开全体会议,海关可以组织企业向大会提交“特别贸易关注”,对其他成员已实施或拟实施的,不符合TBT、SPS协定原则、对贸易造成不必要障碍的TBT、SPS措施和做法提出质疑,并敦促其他成员澄清、修改、废止、推迟实施等。在多边场合促进双边问题的解决,助力我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维护我国企业利益及相关WTO成员共同利益。

  如:今年上半年,湛江海关通过向WTO例会提交“特别贸易关注”,成功促使印度将于6月1日实施的BSI认证新规推迟6个月实施,为我国小家电出口企业赢得了宝贵的去库存和升级改造时间,规避相关损失。

  海关将加大国外相关的准入信息收集,解读技术法规、标准、认证、注册等其他要求,积极向企业进行宣贯,帮扶企业做好应对,合规出口,并引导通过技术整改、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了,从而实现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根本性跨越。

  针对全球突发的疫病、疫情或者商品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农食产品安全事件,各国采取的临时管制措施,新增或减少技术性贸易措施,向企业进行提示预警,助力企业汲取其他贸易损失的经验教训,及时进行风险防范和谋划应对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如:今年2月针对各国针对中国新增贸易限制措施,重庆海关连续发布的3期《促外贸稳增长∣技术性贸易措施风险提示》。

  2.关注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提高生产采标,注重技术创新、增强技术实力,用质量提升跨越技术壁垒。

  3.通过海关积极参与WTO规则下有关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通报、评议和研提“特别贸易关注”工作,参与规则制定,争取国际线.行业协会商会应加强组织协调,积极配合海关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凝聚企业“抱团”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制定团体标准,促进产业升级、质量提升。

  5.技术机构在产品研发、信息咨询、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技术支撑作用,助力企业提升应对能力。

  我国是传统的家用燃气具制造大国和使用大国,然而搜索燃气具不合格,有高达16万条结果,因不合格燃气具造成的人身伤亡事件更是不时见诸报端。

  随着消费升级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进口燃气具进入千家万户,然而不同国家生产的燃气具执行标准不一、使用燃气种类各异,进口燃气具质量安全更需要高度重视。

  燃气采暖热水炉:燃气采暖热水炉又称壁挂炉,必须满足标准GB25034-2010《燃气采暖热水炉》要求。

  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应实施型 式检验,气密性、耐热冲击等性能需达到GB16410-2007《家用燃气灶具》、GB6392-2015《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等标准要求。

  气源要求:我国目前使用的燃气主要是天然气(12T)和液化石油气(瓶装), 天然气额定进气压力为2.0kpa,液化石油气的额定进气压力为2.8kpa。无论是进口还是国产的家用燃气具,只要用于在我国境内销售、安装和使用,都要根据上述气源特性和进气压力进行设计和制造。

  海关在对一批日本进口的燃气灶具实施检验时,发现该批燃气灶具无能源效率标志、中文警告标示及使用说明书,标称适用燃气种类为12A、13A,仅适用于日本城市燃气,不适用于中国城镇燃气,不符合我国相关标准要求,存在重大使用安全风险,容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海关依法对该批燃气灶具实施销毁处理。

  海关检出某品牌进口燃气热水器产品质量安全不合格,不合格项目包括额定输入功率、热水产率、电磁兼容和接地措施等。尤其是电磁兼容(EMC)抗扰度试验发现有影响正常使用的熄火及再点火情况,此情况可能会导致可燃气体残留,引发爆鸣、爆燃情况。风险调查显示,由于国外企业对我国标准的解读不够全面,或并未针对我国进行独立的产品研发设计,因此导致进口燃气具频繁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家用燃气灶具、商用燃气灶具等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 识的产品目录》内产品。根据《能效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列入《目录》的用能产品标注能效标识,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能效标识样式、规格以及标注规定印制和使用能效标识,并在产品包装物上或者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列入《目录》的用能产品通过网络交易的,还应当在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醒目位置展示相应的能效标识。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网络交易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以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的能效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并清晰可辨。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防爆电气等产品由生产许可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实施要求的公告》(2019年第34号)规定,自2019年10月1日起,家用燃气器具纳入CCC认证管理范围,自2020年10月1日起,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标注强制性认证标志,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进口家用燃气具生产企业或者收货人,可向认监委《关于发布防爆电气、家用燃气器具等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机构指定决定的公告》中列明的认证实施机构申请办理产品认证。

  2020-09-18 14:05  文章来源: 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食品接触材料生产国和出口国,年出口额约100亿美元,主要出口至欧盟、亚洲等地区,但出口产品也面临国外技术法规升级所造成的贸易壁垒,以欧盟为例,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欧盟食品接触材料被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39起,占欧盟通报总量的70%,其中14起被采取拒绝入境的强制性措施,以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制品为主,主要涉及三聚氰胺迁移量、甲醛迁移量、初级芳香胺迁移量、重金属迁移量等技术指标。

  为此,我们跟踪整理了近期主要贸易国家对食品接触材料相关法规的修订情况,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关注。

  1、2020年6月,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发布第23批4种高度关注物质(SVHC)候选清单列表,列表中物质总类从205项增至209项,其中三种主要用于聚合物、涂料产品和塑料的生产。REACH法规规定,列入候选清单中的SVHC,如果任一项SVHC在物品中总含量超过0.1%,且每年生产/进口该物品中的SVHC总量超过1吨时,则生产商或者进口商必须在新物质纳入清单后的6个月内通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SVHC候选物质通报时间的截止日期是2020年12月底前。

  新增4项SVHC候选物质信息如下表: # 物质名称 EC No. CAS No. 提议国家 毒理属性 常见用途 1 1-乙烯基咪唑 214-012-0 1072-63-5 瑞典 生殖毒性(条款57c) 用作中间体和聚合物单体。 2 2-甲基咪唑 211-765-7 693-98-1 瑞典 生殖毒性(条款57c) 用作催化剂和涂料产品的生产。 3 4-羟基苯甲酸丁酯 202-318-7 94-26-8 丹麦 内分泌干扰特性(条款57(f)-人类健康) 用于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和药品。 4 二正丁基双(乙酰丙酮基)锡 245-152-0 22673-19-4 瑞典 生殖毒性(条款57c) 在塑料生产中用作催化剂和添加剂。 2、2020年7月,欧盟REACH法规附录17新修订的邻苯二甲酸酯限制正式实施,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限制从玩具和婴儿产品扩展到几乎所有产品品类,DEHP、DBP、BBP和DIBP增塑剂含量总和超过0.1%的限值将构成刑事犯罪。

  3、2020年7月,丹麦又禁止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的纸张 和纸板中使用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除非产品具有防止PFAS迁移到食品中的功能。PFAS物质(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组工业化学物质,其中包含4700多种物质,它们很难在环境中分解,会在人和动物体内积累,影响免疫系统,危害人类健康,最突出的是PFOS(全氟辛烷磺酸)和PFOA(全氟辛酸)。丹麦官方禁止企业在食品接触纸和纸板中使用PFAS物质,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检出限值。为此,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局引入了一个指示值:每克纸中含有的有机氟不得高于20微克。企业可以利用指示值来确保纸制的食品接触产品中未添加PFAS物质。

  1、2020年4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第196号通告,新修订的食品卫生法于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此次修订对食品接触材料相关部分作出重要改动,对食品接触产品的管理将采取“肯定列表”体系,并对生产过程实施 “良好生产规范”卫生管理,规定用于器具、容器和包装中的“合成树脂材质”的生产原料仅可使用标准规范中明确允许的物质,这将影响日本市场食品接触的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的制造商和进口商,我国出口企业应注重产品原料的合规性验证,并参考“良好生产规范”改进生产过程。

  2、2020年5月,韩国食品和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第2020-43号公告,修订《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的标准和规格》,根据公告,此次修订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将“通用生产标准”按照原材料标准、加工制造标准、重复利用标准三方面进行划分。 多层结构的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中,对于不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部分,可以使用回收利用的合成树脂。这意味着,韩国也开启了在食品接触材料领域中使用回收树脂材料的新纪元。

  (2)修订“通用规范”中物质迁移量要求。对于法规中未单独规定迁移量的物质,新增了对其迁移量的要求(不得超过30 mg/L)。由于我国GB 9685-2016中附录A第A.3条款规定,特定迁移限量、特定迁移总量限量均无限量的情况,添加剂的迁移量不得超过60 mg/kg。因此,本次修订对于出口韩国的食品接触材料相关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3)修订“各用途规范”中符合性判定原则;新增橡胶奶嘴的总挥发量要求,规定新的婴幼儿橡胶奶嘴的总挥发性有机物(VOM)含量不超过0.5%的要求及其相应的方法(200℃,4小时)。

  此外,本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当缺少标准和方法时,可参考公认的国外相关标准、试验方法进行判定”的相关要求,拓宽了相关指标测试的方法依据。公告自2020年5月29日开始生效。

  宣布由于新冠病毒流行引发“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将2019年12月3日通过的巴西第326号法规,即FCM添加剂正面清单法规的实施日期由原2020年6月1日延长至2021年6月3日。该法规规定了食品接触材料中允许使用的数百种物质的限制和规范以及重金属迁移限量,将食品接触塑料

  物品和包装中使用的染料和印刷材料中硼元素的特定迁移限值(SML)分别由0.5mg/kg调整为6mg/kg,锌元素由25mg/kg调整为5mg/kg。

  2、“回收塑料”使用加严或被禁止使用。2020年5月28日,乌克兰发布食品接触材料和物品法规草案,规定了对17类食品接触材料和物品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对回收塑料的要求、合规性声明、可追溯性和标签要求以及良好制造规范等条款。下表为17类食品接触材料和物品,它们可能包含在特定措施下。 序号 食品接触材料 序号 食品接触材料 1 主动和智能的材料和文章 10 塑料制品 2 胶粘剂 11 印刷油墨 3 陶瓷 12 再生纤维素 4 软木 13 有机硅 5 橡胶 14 纺织品类 6 玻璃 15 清漆和涂料 7 离子交换树脂 16 蜡 8 金属和合金 17 木 9 纸和纸板 3、摩洛哥公布食品接触材料中化学物(包括重金属)的迁移限量标准草案,涉及的产品包括:金属和合金、纸和纸板、陶瓷、塑料材料、食品接触用印刷油墨、涂料和清漆、硅橡胶、再生纤维素膜以及包装颜料和染料,规定“失去可追溯性”的塑料材料,如全部或部分含有回收塑料,不得用于食品接触材料。

  1、充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主动参与或主导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组织技贸专家、行业协会、出口企业主动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延缓、降低乃至消除对我出口产品的影响。通过联席会议、实时信息互换、建立风险产品追踪机制等,加强双边与区域合作交流,提高线、企业应密切关注各国法规最新动态,及时向出口国相关部门提交相关规定材料,减少意外违规风险。严格落实成品检测,出口前务必到专业检测机构按照进口国法规要求和检测标准进行安全卫生项目检测,确保检测通过后再发货,以减少退货、索赔等风险。

  3、由于食品接触材料本身不是食品,是指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这不仅需要食品接触产品生产企业采取应对措施,食机制造业也要关注相关最新动态,进行产品升级,调试或研发符合标准的生产加工设备、检测设备等,确保出口企业的食品接触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

  来源: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WTO/TBT-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济南海关

  2008年10月23日,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钢紧固件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依据2009年10月22日第11号公告,阿根廷对华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依据阿根廷2015年10月23日第1181号公告,阿根廷前经济与公共财政部对该案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设定FOB最低限价为4.67美元/千克,对FOB出口价格低于最低限价的涉案产品,征收相当于FOB出口价格和最低限价之间差额的反倾销税,有效期为5年。

  2007年9月5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味精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15年1月22日,欧盟第一次延长对中国味精征收反倾销税的期限。2020年2月20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味精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

  《越通社》10月14日报道,越政府办公厅主任梅进勇10月13日主持会议,征求各部委对有关“改革进口商品质量查验和食品安全检查模式”提案的意见。

  财政部副部长武氏梅表示,一段时间来,在政府的大力指导下,进口商品专业查验工作取得一定成果,但仍不能满足行政改革要求,未实现进口商品专业查验工作的突破性变化。“改革进口商品质量查验和食品安全检查模式”提案旨在压缩通关成本和时间,便利企业;保护商业机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进口商品质量管理效益。

  武氏梅表示,将简化流程和减少查验手续,采用新(查验)模式每年可节省经费约3.99亿美元。

  国际文传电讯社努尔苏丹10月13日电,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部长诺加耶夫日前签署命令,决定将液化石油气出口禁令实施期限延长3年。禁令旨在禁止通过公路运输向国外非法出口液化石油气,防止国内市场供应出现缺口。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哈国内市场价格与出口价格存在巨大价差。

  此前,哈曾于2017年因为类似原因实施液化石油气出口禁令,为期3年。禁令实施后,哈国内市场液化石油气供应趋于稳定,未发现通过公路运输从边境口岸对外出口液化石油气的情况。

  2020年9月1日,UL正式发布UL 8802,用于杀菌系统的评估标准。该标准是以普通照明灯具标准UL 1598为基础,整合了IEC 62471、IEC/TR 62471-2的测试方法和标签、说明书等要求,为紫外杀菌灯的北美认证提供了标准依据。

  UL 8802适用于非住宅使用的固定式安装的紫外杀菌产品,不包含移动式、手持式产品。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含有普通照明和紫外杀菌的双重功能的固定式灯具,该标准也适用。

  紫外杀菌灯除了满足普通照明灯具(UL 1598)相关的结构和测试要求,还需要评估如下几个方面:

  1.光生物安全评估:测试距离200mm,参考IEC 62471的测试方法。对于间歇性工作的紫外杀菌灯,测试过程中应该使相应的控制装置(定时器、感应器等)失效,确保灯持续工作。

  2.臭氧评估:针对发射波长小于250nm的杀菌灯,应该满足CSA C22.2 No.187或者UL 867的臭氧测试。

  3.防护措施评估:紫外杀菌灯应该包含两种或多种独立的电气或机械防护措施,从而降低在杀菌区域内遭受过量的紫外辐射风险。可以通过增加联 锁开关、传感器、感应器等方式作为防护措施。对于标志、产品标签或说明书不认为是有效的防护措施。针对防护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工程评估,确保单一防护措施失效时,其它的防护措施能够正常关闭紫外发射器。

  4.标记:产品如果出口加拿大,需要提供英语和法语的说明书和警告标签。标记具体分为:

  (1)安全说明:应该与安装、操作和维护说明格式分开,并且在其之前;安全说明应该保护文字和图示说明,“READ AND FOLLOW ALL SAFETY INSTRUCTIONS”和“SAVE THESE INSTRUCTIONS”应该至少4.8mm高,分别置于安全说明的最前和最后,大写字母不小于2.1mm高,小写字母不小于1.6mm高。

  (2)附加标签和说明:说明书应该包含安装、操作和维护说明;安装和操作说明书中应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a. 所有必需的系统组件的完整零件清单,其中可能还包括照片或所有系统组件和控制器的布线图;

  b. 系统制造商未提供的所有必需组件应在说明书中指定购买组件的厂商和型号;

  d. 图解杀菌处理空间,其中包括所有允许的接近位置的相对位置点(例如:入口和门);

  g. 提供安装人员使用和参考的联系信息,至少包括杀菌剂系统制造商的名称、地址以及电话号码或网站地址;

  • 光生物安全标签和说明书要求:针对蓝光光谱段危害为RG0和RG1,以及其他光谱段为RG0的紫外杀菌灯,不需要增加额外的标签和说明书要求;对于超过以上危害等级的产品,需要根据IEC/TR 62471-2中的要求,增加对应标签和说明书要求,格式参考如下:

  • 警告标签:提供如下警告标签,粘贴在杀菌区域的入口处,文字不小于6.4mm高,并与背景颜色形成对比。

  2020年10月9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向五家膳食补充剂公司发出警告信,这些公司的产品标签上宣称氯化铯为膳食成分。FDA认为这些产品是掺假的,因为它们被标记为含有新的饮食成分氯化铯,并且因为它们不满足合法销售含有新饮食成分的饮食补充品的条件。

  氯化铯有时会被推广作为癌症的替代疗法,但从未证明氯化铯对癌症或其他用途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2020年2月的公共健康警报中,FDA警告消费者避免服用含铯盐(主要是氯化铯)的膳食补充剂。

  FDA已要求公司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回应,说明公司将如何纠正违规行为。不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或提供产品不违法的理由和支持信息)可能会导致法律诉讼,包括检获产品和禁制令。

  根据现行法律,包括1994年的《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如果FDA确定膳食补充剂产品掺假(例如,该产品不安全或缺乏安全证据)或贴错标签(例如,标签虚假或误导),然后代理商可以采取措施将这些产品从市场上撤下。

  6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同非方领导人成功举行了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习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真诚倡议和务实举措,为深化中非友好、推进抗疫团结合作、促进非洲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大动力。

  峰会结束3个多月以来,中非双方紧密对接,积极落实峰会成果,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诠释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多次向非洲提供相关抗疫物资。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9月9日出席中国同非盟抗疫特使视频磋商时介绍,中国政府已累计向非洲53个国家和非盟运送了超过400吨紧缺抗疫物资,并为非方在华采购抗疫物资提供便利,21个非洲国家同中方签署的采购合同金额超过5400万美元。

  应非洲国家政府请求,中方还向15个非洲国家派遣了7支抗疫医疗专家组。8月19日至9月7日,由安徽省选派的8名专家先后赴南苏丹、几内亚两国,指导当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20天的工作中,专家组密集开展走访和交流活动,详细了解疫情形势和防疫难题,并毫无保留地同当地疾控专家、一线医护人员分享抗疫经验。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总是率先提供帮助。”南苏丹主管医疗卫生的副总统阿卜杜勒巴吉在会见专家组时表示,中国是南苏丹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南苏丹发生疫情后,中国最先提供抗疫物资援助,如今又向南苏丹派出医疗专家组,体现了中国对南苏丹的深情厚谊。几内亚卫生部部长拉马向专家组表示:“虽然疫情让大家保持社交距离,但团结抗疫使人们心灵更近了。”

  此外,常驻非洲的46支中国医疗队已全力投入当地抗疫行动中,向当地数百万名医护人员和民众分享抗疫经验并提供医疗帮助;42个非洲国家的46所医院已初步确认参加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合作名单确定后双方将在线上开辟合作新领域;中国与非盟于7月底就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签署协议,双方正全力确保项目在年内开工建设,助力非洲增强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

  中方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据介绍,一些国家向中方提出了疫苗采购意向,中方同非洲国家疫苗研发合作也已起步。摩洛哥卫生大臣塔莱卜表示,摩方高度重视同中国的疫苗研发合作,视中国疫苗为战胜疫情的关键,愿为疫苗顺利研发和生产作出积极贡献。

  在共同抗击疫情的同时,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并未间断。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同比逆势增长1.7%,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同比增长33.1%,展现出中非合作的巨大韧性与活力。

  中国举办的各项展会为中非经贸往来搭建了重要渠道。今年11月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中国工商银行携手南非标准银行在非洲地区举行“云招商”,邀请非洲各国企业汇集进博会、共谋商机,引荐更多非洲客商通过进博会平台进入中国市场。湖南省也正积极筹办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着手建立对非合作长效机制和务实举措,并提出对首届博览会重点签约项目继续开展“回头看”,做好跟踪落实,提升办会实效。吴鹏表示,中方欢迎非洲国家积极参展参会,为提振中非贸易和投资往来作出新贡献。

  非洲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因疫情受到重创之际,一些非洲国家积极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希望这一平台为非洲带来更多中国游客。“千丘之国”卢旺达拥有诸多独特的旅游资源,服贸会上原计划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卢旺达推介会,因提问者众多不断延时;安哥拉经济严重依赖石油产业,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哥拉也在服贸会上力推本国旅游和文化资源,展台工作人员因参展企业和民众热情高涨,“嗓子都喊哑了”。

  在9月7日举办的服贸会非洲主题日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此次服贸会将推动中国企业在非洲园区投资建厂,同时帮助非洲特色产品走出非洲,积极与中国企业开展贸易合作;在后疫情时代,中非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和市场开放等领域互利合作潜力巨大。

  疫情期间,中国在非洲建设的“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3月份至6月份,肯尼亚标轨铁路货运保持畅通,累计发送粮食和抗疫物资等货物19.6万个标准箱,有力保障了东非国家急需物资运输;今年上半年,亚吉铁路安全顺利完成民生物资运输工作,累计运送化肥、粮食、钢材等货物66.51万吨,货运周转量为4.61亿吨公里,与去年同期相比稳中有增;国家能源集团龙源南非德阿风电场保障当地30万户家庭持续稳定用电,今年4月份至8月份,已为当地电网提供了超过2.8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非洲多国领导人也纷纷点赞中企在建项目复工复产情况。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到中国港湾加纳渔港项目视察后,对项目严格遵守防疫要求、高效组织生产并顺利推动项目建设给予高度赞扬。他感叹道:“开工一年后再次到项目地参观,现场的变化令我感到惊讶。”赞比亚总统伦古到中国土木承建的卡夫河供水项目视察后表示,项目良好的施工质量、一流的管理水平以及花园般的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尼日尔总理拉菲尼、刚果(布)总理穆昂巴等领导人视察时也对中企项目进展表示满意,并称赞施工技术先进、防疫措施有力。

  一些中资企业还在非洲建设了医疗物资生产工厂,推动医疗卫生产业链向非洲转移,助力非洲抗疫物资本地化生产。在埃及,宁波嘉尚与当地公司共同设立口罩生产厂,已投入运营的5条口罩生产线万只;在埃塞俄比亚,华大基因在当地工业园设立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生产工厂,年产量预计为1000万个,并计划在疫情结束后转产艾滋病、结核病等检测试剂。

  上述成果只是中国在非项目“不停摆”的一个缩影。据吴鹏介绍,中国在非1100多个合作项目在疫情期间持续运行,大量技术和劳务人员坚守岗位;中方已通过商业航班、临时包机等方式,安排2000多名中资企业人员赴非洲20国复工复产。吴鹏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更多企业人员赴非洲复工复产,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安排更多非洲往返中国商业航班复航,加快恢复中非人员往来与合作活力。

  政治家网9月10日消息。当日,德国农业部长克罗克纳确认,在德国勃兰登堡州与波兰接壤地区发现一头野猪感染非洲猪瘟,这意味着德国成为非洲猪瘟疫区国家。德国是欧洲最大猪肉生产国,约养殖有2600万头猪,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猪肉进口国之一。周三晚间,德国已经将有关情况通报中国主管部门。克罗克纳表示,当前没有针对受病猪群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如果疫情在欧洲蔓延,农户将不得不扑杀大量生猪。来源:驻欧盟使团经济商务处2020.9.24.

  斯《每日镜报》9月23日报道,斯里兰卡贸易部长古纳瓦德纳9月22日对媒体表示,内阁决定仅在国内市场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口大米,以稳定零售价格。

  古表示,内阁决定今明两年不得提高大米价格,不允许磨坊主和贸易商抬高大米价格。如果国内大米出现短缺,政府将组织进口以缓冲库存,稳定市场价格。否则,无论如何,政府都不允许进口大米。来源:驻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9.24.

  欧委会官网9月25日消息。欧委会今天批准匈牙利的Akasztoi szikiponty纳入欧盟地理标志注册目录中。Akasztoi szikiponty是一种浅灰金色的鲤鱼。它们在匈牙利南部的阿卡什托市和杜纳特特伦市养殖。Akasztoi szikiponty的质量不仅归功于自然环境的特殊属性,也归功于当地的养鱼传统和技术。这些池塘是在盐碱地上形成的,这使鱼有了轻微的新鲜盐的气味。

  2020年6月以来,中国申请人在美国提交的商标申请量不断增加,平均每月增长40%。仅在9月23至29这一周,中国申请人就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了10475件美国商标申请,而美国品牌所有者提交的申请量为9296件。

  在美国,中国品牌所有者经营的主要产品为家用/厨房用品、服装、玩具和游戏、小电器以及电子产品和配件。

  科睿唯安(Clarivate)政府与内容策略总监罗伯特.雷丁(Robert Reading)表示,购物方式从实体店铺向电子商务(网络平台)转变似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驱动因素。

  “在线购物时,消费者会关注价格和评论,因此新品牌能很快占领市场份额。网络平台还鼓励供应商为其品牌提供商标保护,以打击假冒。”

  雷丁表示,中国位居商标申请量榜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增长率是前所未有的。4个月平均每月增长40%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美国未推出导致申请行为发生变化的程序或立法变革的情况下。美国申请人首次被中国申请人超越。

  尽管中国申请人近期也成为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的主要申请人(超越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申请人),但他们在注册方面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尽管美国是中国品牌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但中国申请人在美国取得的增长也会推动其在世界其他主要商标局的注册,尤其是欧洲和英国。

  雷丁表示:“作出预测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增长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不是由环境或法律要求变化引起的。即使增长放缓,申请活动很有可能会维持现有的高水平,除非美国主管机关为了改变申请行为对申请程序作出调整(例如申请官费增长)或改变要求(例如更严格的关于美国代理或商业使用证据的规则)。”

  近期,美国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公司因侵犯该国Centripetal Networks公司的网络安全专利技术并使后者无法获得美国政府的合同,而被处以高达19亿美元的罚款。

  2020年10月5日,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裁决,称思科侵犯了Centripetal Networks的4项专利,应支付7.56亿美元的赔偿。但由于思科的侵权行为是故意且过分的,因此法官判定将这一金额再乘以2.5,思科应支付的罚款总额为18.9亿美元左右。该地区法院表示,加上利息,思科将面临近19亿美元的罚款,并需在判决日一次性支付。

  此外,地区法院还要求在接下来的3年内对思科的产品征收10%的特许权使用费,并在此后的3年内对相关产品收取5%的特许权使用费。该法院的法官指出,接下来3年的特许权使用费必须至少为1.68亿美元,且不得超过3亿美元,而此后3年的特许权使用费必须在8400万至1.5亿美元之间。

  尽管这笔罚款总额不低,但对于思科来说,这并非不可接受,大约是该公司3个月的利润。思科拥有大约300亿美元的巨额现金,因此这笔罚款不会对其产生太大的影响。

  从技术方面而言,Centripetal Networks曾开发了一种网络保护系统,其部分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该系统被授予专利的部分主要涉及速度和可伸缩性问题,并允许实时更新和自动化工作流。Centripetal Networks在与思科签署了保密协议后,向思科概述了该技术。2017年,思科窃取了该专利技术并将其整合到了自己的产品中。2018年,Centripetal Networks对思科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

  他还指出,思科阻止其工程师回答有关他们自己的陈述和文件的问题,他们在文件中赞扬Centripetal Networks的工作解决了以前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摩根还再次对思科试图迫使法院使用该的Webex视频会议系统而非法院为员工提供培训的Zoom软件一事表示不满。他表示:“思科反对通过视频或音频的形式来审理该案件,尤其是通过法院为工作人员提供培训的平台。”该案件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爆发,它是通过完全虚拟的形式来审理的。

  尽管如此,法官还是对思科的律师们对审判工作的配合表示赞扬。律师们的合作为思科节省了一小笔钱。法官指出,考虑到出庭律师的专业表现,他决定减少针对思科的加重损害赔偿金。

  思科则表示其网络安全功能在Centripetal Networks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发出来了,并否认破坏了Centripetal Networks获得政府合同的努力,称没有人想要Centripetal Networks的技术,因为它太复杂了。而摩根并不接受这种说法。

  【环球时报记者 张旺】“新冠疫情下,许多美国人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吃不饱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3日报道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挨饿的人口大幅增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童。

  据《金融时报》网站报道,美国国内最大饥饿救济组织“赈济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尔·巴比诺-方特诺特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加重了救济工作,因为需要帮助的美国人数量激增。她说,尽管生活在一个粮食产量足够养活所有人的国家,但还是有许多美国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挨饿。

  报道称,巴比诺-方特诺特给出了一些惊人的数字。她说,2020年,由于疫情,美国“食物无保障”人口可能增加1700万。根据“赈济美国”的估算,这将使该人群总数从疫情前的3720万升至5400万。在这些饥饿人口中,有1800万,即1/3是儿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月曾报道称,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疫情几乎使美国的“食物无保障感”增加一倍。“赈济美国”当时估计,随着家庭收入因疫情大幅减少,约40%前往食物银行的人是第一次接受食品援助。

  《金融时报》网站该篇报道的作者感叹,上世纪80年代报道非洲饥荒,怎么也没想到,40年后会写关于自己祖国的饥饿问题。她描述称,在纽约皇后区一家食物银行外,当地人排起了400米长队,可能引起数小时的交通堵塞。《》日前的报道中也描述过类似场景:食物银行外排着数百辆汽车,车里的一些人以前从未领过救济食品。在休斯敦,慈善机构每6小时向多达2000人提供食物。当地社区中心在2019年分发了56.7万磅(约合25.7万公斤)食物;从2020年3月18日到7月6日分发的食物就已经达到52.8万磅。

  “只凭养老金的话,我手头会很紧。”住在芝加哥的退休城市停车执法官员豪尔赫·洛佩斯对《金融时报》记者说,“我去不起杂货店。”他表示,这一部分是因为他购买糖尿病药物每月要花去600美元,其中100美元必须自掏腰包,“考虑到我的收入,这很困难。有时候我会有点绝望”。

  巴比诺-方特诺特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开出的1200美元刺激支票和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似乎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作用。4月食物慈善需求同比激增70%,发放补贴后,增幅回落至50%。但7月底,该数字再次攀升至59%。而这一数字还没有反映出联邦政府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7月底到期的影响。巴比诺-方特诺特预计,除非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资金,否则未来12个月将出现极大的短华上演“抢人大战”

  参考消息网9月23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跨国银行还在扩大招聘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对金融人才的争夺正在加剧。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9月22日报道,瑞信集团本月在中国招聘了十几名分析师,其中近一半的人曾在瑞银集团工作。而瑞银集团则从全球和本地企业挖走了40多人。摩根士丹利已将一个团队迁至中国大陆,并招聘了约20人,但还是有6人跳槽,一些人去了本地公司。包括高盛集团在内的大多数外国公司正寻求在未来几年将员工数量增加一倍。

  报道称,这一招聘热潮是在中国历史性地开放金融业之后出现的,这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全球范围内,银行业今年宣布裁员超过6.3万人,这将成为2015年以来该行业裁员幅度最大的一年。在中国,这些大银行希望的是,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它们可以从并购建议到股票承销和交易等一系列业务中赚得高额利润。

  猎头公司翰德公司驻香港地区主管锡德·赛巴尔说:“一些全球大银行之间无疑正在争夺人才。在中国,能从大型投资银行挖到的人才有限,因此,必须跳出固有思维。”

  报道指出,随着中国开放市场已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加强市场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去年,中国取消了对外资购买中国股票和债券的限制,并取消了配额审批。

  瑞银集团的一位发言人说,该银行今年已经招聘了约200人,他们来自包括瑞信在内的至少5家金融机构。该集团还将一名驻香港的高管调往北京。

  报道称,知情人士说,美国银行业巨头摩根士丹利今年还将7名高管调往中国的合资公司。

  但该公司也受到离职的影响,其中一些人跳槽前往中金公司,凸显出外资银行面临的困难。据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士丹利最近有6人离职,其中包括两名执行董事和一名曾参与公司今年最大一笔交易的高管。知情人士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交易量减少,这是其对手共同面临的问题。

  分析师和银行家们表示,中国证券公司可以提供更快的晋升通道。一位曾在外资和中资企业都工作过的高管说,有三年从业经验的分析师,就有机会成为本地券商的部门主管,但在外资公司获得晋升需要更长的时间。

  爱尔兰摹根麦肯立公司金融服务招聘主管朱煜霄说,尽管仍很难比较本地和外国公司的薪酬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跨国银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后者可以提供至少20%的薪酬涨幅,以吸引应聘高级职位的人才。他说,与两年前相比,外国企业的校园招聘活动已经有两位数增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既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所达到的高度,也预示着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冲击下一定会发生或加速某些重大变革,因而引起了全球各界人士的论辩与预测。

  综合来看,论辩与预测的焦点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否会使未来的世界与此前的世界有本质的不同,很多人强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重大冲击,但也有人认为,新冠疫情影响虽大,但绝非历史转折点而只是加速历史发展进程的催化剂;二是经济全球化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终结、逆转还是开启经济全球化的新全球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此次国内外各界论辩中成为焦点,即疫情之后中国是会丧失世界工厂地位还是会强化世界工厂地位。一些论辩甚至还进一步上升到,疫情是会带来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还是会使中国丧失业已取得的国际地位。

  本文拟澄清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及其历史和现状特质,同时对一些人所预测或断言的未来经济全球化格局进行辨析,最后讨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下经济全球化重构的可能格局。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可能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 1872—1967)在其1910年出版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中开始使用,真正流行则要到柏林墙倒塌后的1990年代。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代表了一种“理解不清但普遍皆有的感觉”,全球化的事实并不依赖于全球化这个词的产生及其流行。

  依据不同的标准,关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有不同 说法,包括柏林墙倒塌(“30年说”)、“二战”结束(“80年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后(“250年说”)、地理大发现后(“500年说”)以及维京人的西行路线与欧洲人的东进运动相会(“1000年说”)等,很难取得一致共识。

  基于不同主张,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全球化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它有很多重要的转折点。澳大利亚学者罗比•罗伯特森(Robbie Robertson)的“三波”全球化论,就将地理大发现(第一波:危险的贸易冒险)、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波:开拓遥远的帝国)和“二战”后(第三波:制定快速致富战略以维持企业的股份价值)这三种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实际上,无论是基于海洋或大洋的全球史,还是基于具体商品比如棉花或铜等的全球史,都向我们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曲折的过程。

  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来说,定义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在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理解各阶段发展的特质。在全球化这个概念流行之前,在1970年代用于概括我们今天用全球化所指称的现象的主要概念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而对人类所处的结构化共同生活(structured common life)来说,分工是理解相互依存的关键,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分工的广度、深度、密度和影响的兴衰与变迁过程。

  从国际分工的发展过程来说,经济全球化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和产品内国际分工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生产分解和服务转型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现状特质,前者是指制造部门的模块化及其带来的企业生产布局与组织形式的巨大变化;后者指的是服务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产品与服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是我们讨论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认识基础。

  全球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更因全球经济活动的同步化而在偶然的“共振”中被进一步放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造成了这种“共振”。

  综合国内外学者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观点来看,在承认当前全球化格局不可能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是三种观点之间的论辩,即主权化、阵营化还是区域化。各方论辩的基础既在于怎样回应全球化产业链过于分散与过于集中并存导致的国家与产业安全问题,也在于回应其中涉及的价值与制度冲突。

  主权化用来指全球化在经济安全和民族主义等的推动下退回到类似“一战”后的格局,也即国际分工主要以产业间分工为主。但这是不现实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中高度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并实现了普遍获益;二是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从历年的KOF全球化指数来看,发达国家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处于全球化指数最高国家群体中,尤其对那些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中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三是现代分工及技术与知识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单个主权国家所能理解或支持的范围,主权化即意味着从已有人类文明成果进行后退。

  这就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让大量国家通过比较优势或规模报酬递增等获得了远远超过主权国家间进行产业间分工所能获得的收益。至于一些国家出于安全、就业等考虑,鼓励或支持部分制造业回流或建立新的制造业,也不能被说成是经济全球化退回到主权化时代,而应该看作是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人员跨国流动性欠缺背景下对经济全球化的适应性调整。

  与主权化论相比,更多论辩和预测凸显了对经济全球化滑向阵营化的担心。阵营化用来指经济全球化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和中美脱钩等主张的推动下退回到类似“二战”后的格局,主要提法包括“半全球化”、“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一个世界、两个市场”或“一个世界、两个体制”等。一些论辩特别强调,阵营化并不意味着对峙,而是围绕中美各自形成较为系统的国际分工,同时两个阵营之间也会维持必要的分工与交往。阵营化论所表现的主要是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可能使近年来本就趋向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的担忧。

  但阵营化论者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阵营其实一直是存在的。现在的WTO(世界贸易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G7(七国集团)、欧盟等也都具有经济全球化中不同阵营的性质,它们相互交错。但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中一个最为凸显的阵营,他们不仅共同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并且也主导着国际直接投资。

  同时,阵营化论者可能也存在一个“臆想”的事实,那就是错把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理解为中国整合全球经济的过程。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被整合者,而非重要的整合者。长期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是超过50%的, 而且其主要出口目的地也集中在发达国家阵营,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这不仅表明中国目前并不具备作为阵营中心所需要的对经济全球化或国际分工的自主影响力,也表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大可能与中国成为同一阵营。

  相比于主权化论和阵营化论,区域化论更具有合理性。但这里的区域化论既不能被看作是在主权化论和阵营论之间进行折中,也不能被理解为是逆全球化或全球化倒退。事实上,区域化可以指全球产业更倾向于立足本地市场或区域市场形成更为完整、更为合理的国际间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新格局。这里所说的区域化并非一定是地理相邻意义上的,同样可以是超越地理空间的协议性区域化。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及其现状特质来看,这种区域化可能是走向更合理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必要迂回。套用我们今天关于“双循环”的说法,区域化是指以区域内大循环为主体、区域内循环与区域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全球化发展格局。

  区域化并非因新冠疫情冲击而起,而是多年来正在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人们对远距离分工或某些环节的国际分工过于集中导致的全球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 特别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已经凸显了这种全球供应链模式的脆弱性。与此同时,WTO谈判受阻,但在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等的推动下,各种双边或多边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正开展得如火如荼。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向我们展现了区域化的雏形,其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我们理解区域化的实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区域化的具体安排及其演进 会随着经济安全、发达国家国内局势、自由贸易谈判、新工业革命等诸多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细节。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化不是“去中国化”,而是“去世界工厂化”的新阶段。“世界工厂”曾被用来形容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地位,只有英国曾是真正的“世界工厂”,它是当时全球唯一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的合体。之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则启动的是一个“去世界工厂化”的过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一阶段,它们与英国一起构成“分散化的世界工厂”(discentralized world factory),从而在全球形成若干个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的合体。20世纪中后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则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二阶段,先发工业化国家保留了其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而生产制造则被分散到全球范围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

  区域化可以看作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三阶段,在特定区域内,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将按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内的比较优势等实现新的结合。由于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中国自身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创新与生产制造中心,这可以是我们在胸怀“两个大局”下坚持“从世界看中国、从全局看局部、从未来看当下”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所在,即“双循环”就是区域化在中国的落地。

  区域化本身既不是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也不是在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事实上,近年来区域化的发展与数字经济全球化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嵌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数字经济全球化使区域化可能避免转向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

  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新的经济空间、新的经济资源和新的市场交换不断拓展的过程。在新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新载体。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对数字经济,该倡议所给出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和模式特征使其真正能够打破国界和时空的限制。事实上,二十国集团之所以发布这样一个倡议,正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数字经济也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够更好地变现。

  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方式,数字经济体则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阿里研究院在2018年年初发布的《数字经济体:普惠2.0时代的新引擎》认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阿里巴巴、谷歌、苹果、腾讯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体的浮现,正在成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表征,同时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新引擎。

  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开放协同、普惠共享被认为是数字经济体的主要特征,这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在产业、组织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重构。

  首先,数字经济体以网络效应或生态圈为新商业模式的内核,其跨界创新、跨产业融合与跨产业支配等,颠覆了原有的产业组织方式。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每个产业都有其标杆企业,各个企业也有其明确的竞争对手,但面对数字经济体的发展,很多产业的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其颠覆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产业或行业内部,而是来自产业或行业之外。

  其次,企业的组织及其对外连接也需要重构。过去的企业总是处于某个与所在产业或行业密切相关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当中,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数字经济体的网络效应则使企业日益处于产业网、价值网和创新网当中,单个的企业也日益融入到数字经济体所塑造的生态圈中。

  最后,数字经济体也带来了商业价值观的重构。开放、分享、透明、责任等是数字经济体业已基本成型的价值观。

  此外,数字经济体在现有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演进,特别是随着区块链、数字货币、数字资产化、5G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的开发应用,数字经济的生态复杂度将进一步提高。

  如果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得到普及,数字经济全球化较之以往的经济全球化将更具参与性和普惠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作为移动终端的智能手机的大范围普及,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成本不断降低,数字鸿沟从过去主要作为有无问题转变为程度问题。即使是偏远之地或贫穷之国,也能以很低的成本被纳入到这种新的全球化运动中。

  现在,即使是生活在偏远地区和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可能因接触到数字经济而融入到新一轮全球化中,而他们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中是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对象。但这既不意味着数字鸿沟会轻易地消失,也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在全球化中被遗忘的宿命。一方面,数字经济中存在的指数级增长等可能使先发优势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体适用的全球性规则和自治性管理又可能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内治理不善的困扰,从而使其能实现在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跨越式发展。

  此外,数字经济虽然具有普惠性,平等地对待不同国家、不同企业和不同的人,但数字经济依赖于数字经济体而存在,就已经有实践和数字经济体的商业模式而言,数字经济体本身具有更大的集中性和垄断性,依托特定数字经济体所形成的生态圈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也会产生新的全球数字鸿沟和全球数字机遇之间的冲突问题。

  区域化将重新定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关系,而这种区域化创新与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短板效应”的制约。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将主要是数字经济体与区域化相嵌合的竞争。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更好地帮助其区域化中的发展中国家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填平数字鸿沟并更好地把握数字机遇。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演化也不是直线式的;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但只有更好的全球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并提升全球民众的福利水平。

  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可能是经济全球化今后的演化方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可能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区域化的实质是去世界工厂化而非去中国化,更不是去全球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工厂”,是一个概念上的误用。实际上,在西方语境中,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关,“世界工厂”一词所代表的是灰暗的记忆,如对内实行“血汗工厂”,对外进行殖民掠夺等。因此,我们的战略不应该是费力去宣传甚至去保有“世界工厂”之名,而应该强化与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嵌合发展相适应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努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既以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在区域化中的竞争力,也以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来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行,为实施这一战略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实施这样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重大障碍。在2016年中国加入WTO过渡期满后,欧盟、美国和日本先后拒绝承认中国可以自动获得WTO下的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墨加协议中关于市场经济的“毒丸条款”(即: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通知6个月后终止本协议,并以它们之间的协议取而代之)也可能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所采用。对中国来说,这一严峻形势可能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舆论潮而加剧,从而演变成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

  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离不开世界,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才能拥有光明的前景。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中国,必须对内对外进一步表明坚定融入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决心,在脚踏实地地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依据共同话语富有成效地开展国际沟通交流与合作。

  (本文原题“生产区域化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速经济全球化重构”,原载《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由作者进行较多删改,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

  9月20日,美国加州联邦地区法院一纸判决叫停了特朗普政府的全美微信封杀令。本已“命悬一线”的微信业务在美国又重新获得了生机。美国法院的这一判决对于在美华人来说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微信已然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最为便利的社交工具,叫停禁令意味着众多华人原本熟悉的社交方式将不受影响。同时,此判决也是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以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利的一次重要胜利。

  美国法院的判决书指出,特朗普的总统令以及商务部的实施细则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平权条款、程序正义条款等根本权利,且商务部所谓的“微信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明显证据不足。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持续打压在美中国企业,不仅损害中方的商业利益,而且也给美国的消费者和合作伙伴造成了重大损失,更是对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公然否定。

  此次微信能够成功借助司法权力来叫停总统令,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殊为不易。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总共颁布过15000多个总统令,其中只有极少数被法院限制或否定。而且由于近年来美国政坛上的对华强硬派逐渐占据上风,在美中国企业屡屡因为所谓“国家安全”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此时,中国企业和在美华人通过诉诸法律手段成功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就显得极为难能可贵。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的必然趋势,而互联网企业又是其中的一支主力军。互联网的意义本来是突破物理空间的阻隔,打破疆域国界的限制,但是某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却人为地将互联网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孤岛。例如近期,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政府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进行围追堵截,甚至怂恿用户有针对性地卸载中国的应用软件,这就让原本开放的世界瞬间走向了封闭。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应用和产品受到其他国家的打压,也恰恰折射出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以至于让部分国家感受到了不安。事实上,保护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是任何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过程中都绕不开的难题。对于中国出海企业来说,最需要克服的是本土化问题。由于中国具有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身上也必然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质。但是当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之后,面对迥然有别的社会制度、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若不及时做出本土化调整,很容易导致“水土不服”。

  本土化比拼的是对异国的价值观念、法律、用户行为习惯等特征的深入研究,以及本地化研发、运营管理、资源整合、商务拓展等综合能力,而且还需要招揽相当数量的当地优秀人才的加入。例如华为作为中国最成功的跨国企业之一,一直积极推动海外员工的本地化进程。2018年,华为在海外聘用的员工总数超过了2.8万人,海外员工本地化率达到了约70%。今天华为能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商,其海外员工的贡献功不可没。

  在此次关于微信禁令的诉讼案中,在美华人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案的原告“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即主要由在美华人组成,而且其聘请的也是当地华人律师。借助世界各地的华人力量,或许将是中国出海企业迅速实现本土化的一条捷径。

  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将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其中必然夹杂着阵痛,也免不了交一些学费。但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在当前中国企业屡遭他国保护主义打压之际,通过合法诉讼成功叫停微信禁令的案例,能够大大提升中国企业的出海信心,也为今后中国企业在海外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正当权利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但要练就一身“好本事”,还要做好海外市场研判。只有自身发展壮大了,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责任编辑:蔡晓娟 戚易斌)

  不定值保险是定值保险合同的对称,指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只列明保险金额,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价值,须至危险事故发生后,再行估计其价值而确定其损失的保险合同,这种采用不定值合同的保险即为不定值保险。不定值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损失额,以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为计算依据,通常的方法是以保险事故发生时,当地同类财产的市场价格来确定保险标的价值。

  不定值保险合同是指保险双方当事人对保险标的不预先确定其价值,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再估算价值、确定损失的保险合同。仅载明保险金额作为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最高限额的保险合同。在实践中,大多数财产保险均采用不定值保险合同的形式。

  在不定值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价值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进行估算的,而在保险合同成立至保险事故发生这段时间内,其价值可能发生变化,这就出现了保险价值的确定标准问题。在保险实践中,通常以市场价格为标准来确定保险价值。保险人的赔偿金最高额以保险标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为准。在不易用市场价格确定保险价值时,也可用重置成本减折旧的方法或其他的估价方法来确定保险价值。但在不定值保险合同中亦明确保险金额,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以所定的保险金额为最高赔偿额,在其范围内对保险标的进行估价确定损失以确定赔偿实际支付金额。换句话说损失高于定额的,以定额为限;低于定额的,以实际损失为准。

  不定值保险的特点在于,保险标的损失额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为计算依据,而保险标的实际价值通常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当地同类财产的市场价格来确定。但是,无论保险标的实际价值如何变化,保险人应支付的赔偿金额都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如果实际损失小于保险金额,保险人仅赔偿实际损失;如果实际损失大于保险金额,保险人的赔偿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例如,某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造成了全部损失,若该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前的市场价格已低于订立保险时约定的保险金额,则保险人有权按该标的全部实际损失(即该标的发生事故前的实际价值,低于保险金额)支付赔偿;若该标的当时的市场价格高于约定的保险金额,则保险人按约定的保险金额支付赔偿。

  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常用的险种有四个:财产保险基本险、财产保险综合险、财产保险、财产一切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