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租房并不仅仅是解决他或她的居住问题,还是一个做生意的机会。房子租下后,他或她可以当二房东把房间再转租出去,收来的房租很快就能弥补支付顶费的损失。然后,从三房客那里收来的房租和付给大房东的房租之间的差价就是一项固定收入了。因此,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当二房东成了一桩热门生意。
转租业在上海的兴起除了有上文提到的含义模糊的法规支持外,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也是原因之一。按照上海道台宫慕久和英国领事巴富尔曾经签署的一个协议,凡是发生于外国租界的租赁合约必须在英国领事馆登记备案,并由道台签章同意。盖有道台官印的地契称为“道契”。[76]1890年前,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进行土地买卖。中国人要在租界里购置土地,还得找一个外国人来履行登记程序。后来这项规定废除了,但是中国人还是情愿将自己的地产登记在某个外国人名下,以免因中国政府的腐败和章程含糊不清而引起麻烦。上海的外国人乐意担当有名无实的地产拥有者,于是这桩生意蓬勃地开展起来。人们称这些外国人为“挂号洋商”,挂一次号收取十两白银的年费。这样一来,一条里弄常常有两个所有者:一个是注册登记的所有者,也就是道契上注明名字的那个外国人,另一个中国人才是线]这种复杂的产权关系使得实际的产权所有者不可能对转租提出诉讼,就拥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来看,他究竟是不是产权所有者还是个问题呢。而且,一条里弄,不管其中有多少幢房子,都只有一张地契,如果有人要买其中的一幢房子,必须由业主签署一张“权柄单”,说明这幢房子是作为整条里弄的一部分登记备案,但实际为购买者所有。抗战期间,此类产权关系的转换十分普遍。然而战争一开始,许多地产的实际拥有者——中国人纷纷离开上海,“挂号洋商”作为名义上的地产所有者代理着实际的事务,使得产权关系更为复杂。[78]不过转租之所以被房东默认,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顶费的不断上涨,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顶费几乎可以买下这幢房子了。租户一旦付了顶费,意味着他和房东之间达成协议(尽管没有用法也没有书面材料),租户得到允许(如果不表权利的话)可以将房子转租出去以谋取利润。
掮客随着转租业的兴起而出现。掮客通过介绍业主和租户,从中获取佣金,但是掮客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在于根据月租金而来的佣金,而是在于从顶费中获取提成。从事这个行当的掮客被称作“白蚂蚁”,这个绰号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在20世纪40年代,报纸上每天都有“顶屋公司”(从事租房中介的公司)的广告。这种公司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一间办公室(多数是租的,不是买的)、一部电话和一本记录客户资料的笔记本,不过这种公司做起生意来绝对是有声有色的。用当今中国的一个流行词来形容这些“白蚂蚁”们,他们都是“单干个体户”。他们的生意大多是在茶馆里谈成的。上海著名的两间茶馆——南京路上的五芳斋和老城厢豫园的春风得意楼,是掮客们最中意的茶馆。一位老上海居民回忆道:“每天清晨,曦阳初透微光,都市还在沉睡之际。这里已是熙熙攘攘,茶客满座了。绝大多数茶客是属于‘白蚂蚁’之类的房屋中间人,像赶上早班的职工一样,每日必至,泡上一壶茶,一面品茗啜味,一面与同行交流情况。尽管同行之间也相互息,谁也不肯轻易把生意让给别人去做,或被别人抢去,总是想多探听点,少泄露点。但是,只要在利害不互相冲突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愿意互相交流情报。因为手中掌握的情报愈多,成交的机会也就愈大,只要能够介绍成功一桩,就有一笔可观的佣金收入。”[79]
战争的开始极大地刺激了转租这桩投机生意,使其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发展得更为兴旺。1932年,被上海人称作“一·二八事变”的淞沪战役爆发,大量涌入上海的难民带来了转租业的繁荣。有人在1933年这样写道:“去年一·二八事变在华界发生后,特区(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下令降低房租,为期三个月(为了保证难民租得起房子)。这样一来大房东们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二房东们却乐开了怀。——‘亭子间月租20元’‘三层阁月租18元’——这些广告刚刚贴出来,客棚还没干,房子就已经租掉了。”[80]
战争带来的租房热在20世纪40年代再次出现,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1945年的全面抗战和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在一开始都使上海的商贸发生暂时性的回落,但并没有影响上海的繁荣。相反,孤岛时期(1938—1941)和20世纪40年代中期是上海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大批人口,包括穷人和富人,从各地涌入上海寻求庇护。配备现代卫浴设施的新式里弄绝大多数建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居住的需要。1940年后新建的老式里弄非常少,这意味着富裕的家庭租去或者买下了。(到1949年上海差不多有550万人)不得不挤进1935年前建造的石库门房子里。二房东的生意因此兴隆起来。也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顶费从几个月的租金涨到几乎相当于房子的买价。[81]
20世纪30年代,一位学者在对上海的房产市场做了一番研究以后指出:“市上最大债主首推房东。债务之严重,又无过于房客。吾人日常生活费中,第一项开支即房租。”[82]在普通工薪阶层居住集中的石库门里弄里,比大房东还厉害。据估计,在那些工薪阶层居住集中的石库门里弄里,二房东们掌控了99%的租金收入。[83]一个普通工人或者店员要付出自己收入的20%—40%来租一间厨房间、亭子间或者一间108平方英尺(10平方米不到)的阁楼,以住进一家子人。[84]因为战争时期上海的房屋极其紧张,二房东们绞尽脑汁,尽可能地拆分房间来出租获利。将房子改造一番,在屋顶下搭出几个阁楼来是里弄里的常事。在亭子间顶上的平台上也能用几块铁皮搭成一间房间,有的二房东甚至把阁楼弄得像个小旅店,分割成块后按铺位出租。[85]
对上海绝大多数租不起整幢房子的人来说,二房东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个既让人讨厌又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角色。一名记者的下述文字可能代表了上海人对二房东的普遍看法:“要知道谁是上海最狡猾的人,二房东是也。”[86]尽管二房东名声很差,但是当二房东赚钱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许多房客都乐意当二房东。当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涌入上海,连三房客都想方设法要把房间租出去。据《申报》报道,20世纪40年代后期,常有一些住在厢房里的三房客把一间房分成三间(前厢房、中厢房、后厢房)。三房客一家通常住前厢房,把中厢房和后厢房租出去。那年头人们在过年时走亲访友(按照习俗,先互致问候,然后互祝对方新年好)的时候常常会送上这么一句祝愿:“今年你们要做二房东了!”[87]
尽管老百姓不喜欢二房东,一些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又爱把他们描绘成“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是一群小市民,用牺牲自己居住舒适性的办法来赚些租金弥补家用,或者以此为生。[88]他们的经济情况不见得比租他们房子的三房客要好。为了把房子里较好的房间(比如朝南的卧室、前客堂、亭子间)租出去,许多二房东一家只好住在那些不太好的(如果不算最差的话)的房间里(如厨房、阁楼、后间)。[89]二房东和房客之间其实没有明显的阶级或社会等级之分。
实际上石库门里的居民背景各异,来自各行各业。社会学家很难按照传统的社会标准将他们分类。1949年后按照其标准将他们划分成不同阶级成分,纯属政治需要,并不反映客观实际。[90]这些居民在许多方面(阶级、职业、籍贯以及其他等方面)各不相同,却同住在一条小弄里,这正是里弄的特色。里弄或许称不上是一个熔炉,但是换个比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中国式的炒锅——各种各样的人物在此如一盘炒杂般地混在一起却和而不同。正因为如此,我称之为“石库门大杂烩”。
夏衍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一群石库门居民的生活,形象地展示了石库门中的各色人等。坐落于沪东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是这出三幕悲喜剧的场景。作者说这个剧本来自他本人在石库门的生活经验。他在“这样的屋檐下”住了十多年,然后于1937年春完成了这部作品,旨在反映“上海这个畸形的社会中的一群小人物,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91]。作者熟悉他笔下那些人物的生活,并力求通过他们真实地反映上海人的生活,使得这部话剧成为评价很高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也非常适宜在下文中用作历史分析的材料。
夏衍笔下的人物是上海石库门居民的一个缩影。二房东林志成(36岁)和在棉纺厂负责发工资的妻子杨彩玉(32岁)住在客堂间。小学教师赵振宇(48岁)和妻子(42岁)及两个孩子(儿子13岁、女儿5岁)一家住在厨房间,亭子间里住的是28岁的大学毕业生黄佳美和他24岁的妻子桂芬。黄佳美以前在一家外国人公司里当职员,不久前被解雇了。房子里最大的房间——卧室被海员的妻子施小宝(二十七八岁)租住,丈夫由于职业原因常年都不在家,这个寂寞的只好做半公开的(或者用当时上海对这类的婉转称呼:“摩登女郎”)养活自己,她租了最好的房间以方便接客。卧室底下一间阴暗的阁楼(也叫二层阁)里住的是李陵碑(54岁),他没有结婚,是个酒徒,以卖报为生。[92]
一幢石库门里住了这些身份、职业差异悬殊的市民,并非出于作者漫无边际的想象,相反,这恰恰是上海里弄生活的实际。一幢总面积约540平方英尺(50平方米)的房子里通常住着3—5户人家,十多位经历背景各异的居民栖居其中。[93]各色人等聚居于一幢里弄房子的情景在上海随处可见,石库门房子尤其如此。就在夏衍完成这部作品后没几年,一名教师发表了题为《阁楼十景》的文章,写的是住在一幢单开间石库门里十个家庭的生活,场景和夏衍笔下的差不多。作者用朴实的文笔描绘了一幢上海普通民居“三教九流”的大杂烩。以下是根据他们所住房间整理的简介:
1. 前客堂:住着一名警察、他的妻子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这个抽着山东烟卷的警察也很清贫,向他借钱的多数是住在附近的小贩。
2. 后客堂: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夫妻两人都在弄堂里的一所小学(也叫弄堂小学)教书。妻子曾经是丈夫的学生,两人经历了一段浪漫的师生恋,成家生子后,罗曼史走到了尽头。作者也描述过这对夫妇经常吵架,妻子又哭又骂,小孩子们一天到晚哭叫不休。
3. 二厢房:住了两名和一名向导女。她们上午休息,只在下午和晚上出去工作,有时要到后半夜或者黎明才回家。作者坦言与这些年轻的异性邻居住在一幢狭小的房子里常会让他感到冲动:“是艳妆裸裎,乱波惊浪,每次看见她们上扶梯或是下扶梯,心为之摇。”
4. 二层阁(位于后客堂和二楼卧室之间):住着一名皮匠和他妻子,二人都是苏北人。每天皮匠挑着竹竿、带着家当,走到附近弄堂里干他的活儿:做鞋、补鞋。他妻子整天四处游荡,和邻居打麻将才将将什么的。她根本不知道她的闲散生活成了住在楼下后客堂那对教师夫妻吵架的主题。教师妻子总指责丈夫没活儿干,也能让老婆过上好日子,她说,看看那个皮匠,尽管干的是粗贱的活儿,也能让老婆过得舒心。
5. 三厢房:一个30岁出头的带着她的专职女佣做伴。吸烟片成瘾,很少出门,由情夫养着。
6. 厨房:住着50多岁的二房东和他不到30岁的妻子。妻子一手当家,是个精明的苏州女人。丈夫每天的消遣就是去书场听听评弹。
8. 三楼亭子间:一个20多岁的苏州女人,曾经演过文明戏。她的丈夫是个游手好闲的烟鬼,靠老婆养活。
9. 二楼亭子间:住了四个在西餐厅当侍者的小伙子。他们喜欢穿着一身白色西装,吹嘘说他们的工作服“毕挺雪白,勿是啥话,大学生西装没有阿拉格好”。他们和二楼的女孩子们常常在亭子间里互相调笑。
10. 三层阁:当小学教师的作者住在那里。1937年八一三事变(8月13日),他任教的小学被日本人炸了,他也随之失业。然后他搬进这幢位于公共租界的石库门房子,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养家糊口。[94]
中国与斯里兰卡警方合作打击跨国电诈犯罪取得显著成果,已有125名涉电诈人员被遣返
近日,在中国与斯里兰卡警方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不断加大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力度的基础上,斯里兰卡警方将前期清查行动中抓获的125名涉电诈人员遣返我方。
清明时节,祭祖扫墓、野外踏青人员增多,森林火险隐患陡增。4月5日,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
刚冲上32.9℃,暴雨马上接管!今年第四号台风生成,浙江这波天气太“狠”,还有冷空气“补刀”
相对于前天的激烈交锋,昨天的天气终于“平静”了下来。昨天白天降水总体很弱,10日15时,近6小时累计雨量最大出现在杭州淳安县儒洪村,为5.3毫米。昨日午后全省上空云系不多,阳光隆重登场,同时上线的还有闷热感。
清明假期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清明节假期,湖北消防救援队伍共接处警1027起。其中,火灾扑救310起(含户外植被火警92起),抢险救援110起,社会救助344起,安保勤务211起。假期三天,未发生较大以上及有影响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清明假期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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